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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上门服务电话，智能分配单据：印巴“水仗”升级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郑立颖

　　发于2026.6.22总第124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未来几年，不会有一滴水流向巴基斯坦。”6月9日晚，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在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的镜头前，用印地语强硬表态。

　　在南亚次大陆，这句话的分量，远远超过一次普通的外交争吵。

　　60多年前，印度和巴基斯坦曾试图用一纸《印度河用水条约》，将一条穿越战争与敌意的河流变成和平的例外，历经三次战争、多次核危机以及无数次边境冲突，始终未曾中断。如今，这条曾被视为“和平例外”的河流，正逐渐成为两个核武国家新的战略角力场。

　　从边境枪声到“水仗”

　　与过去数十年的印巴危机不同，这一次印度选择触碰双方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水。袭击发生次日，印度宣布将1960年签署的《印度河用水条约》置于“暂停状态”。印度政府表示，自条约签署以来，地区形势和安全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并指责巴基斯坦未能履行相关义务。与此同时，印度关闭主要陆路口岸、暂停向巴基斯坦公民发放签证、驱逐部分巴方外交人员，并降低双边外交关系级别。

　　巴基斯坦则采取对等外交措施，包括关闭领空、暂停双边贸易等。在随后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巴方警告，任何试图阻断或改变《印度河用水条约》框架下属于巴基斯坦水资源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战争行为”。

　　帕蒂尔的“断水”宣言并非心血来潮。它的直接导火索，是2025年4月22日发生在印控克什米尔帕哈尔加姆的枪击事件。

　　2025年5月，双方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5月7日凌晨，印度武装部队以“辛杜尔行动”为代号，对巴基斯坦境内多个目标发动导弹、空袭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随即反击，双方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及周边地区发生激烈交火。冲突持续约四天，根据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公布的数据，死亡人数累计接近70人。5月10日，在美国等多方外交斡旋下，双方宣布停火。这被广泛认为是两国自1999年卡吉尔冲突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对抗。

　　军事冲突逐渐平息，但水资源争端却被进一步推向前台。2025年8月15日，在德里红堡举行的独立日讲话中，莫迪再次强调：“血与水不能同时流淌。”他批评《印度河用水条约》长期以来“不公平”，认为印度河水系的水资源不应继续“滋养敌人的土地”。

　　事实上，“血与水不能同时流淌”并非莫迪第一次提出的政治口号。早在2016年乌里袭击事件后，他就曾以这句话表达印度对《印度河用水条约》的不满。

　　进入2026年，印度的水资源策略开始从政治表态转向具体工程措施。1月，印度在杰纳布河上的萨拉尔水电项目启动了清除淤积泥沙等维护工作。巴基斯坦方面则指责印度借此改变水流调控方式，并违反《印度河用水条约》的相关规定。

　　5月，印度国营国家水电公司发布招标文件，计划建设一条约8.7公里长的隧道，将杰纳布河上游钱德拉河的部分水量引入比亚斯河流域。巴基斯坦认为，这种跨流域调水计划违反了《印度河用水条约》。

　　印度在杰纳布河上游的调控方式让下游的巴基斯坦陷入恐慌。根据巴基斯坦水利电力发展局公布的数据，2026年5月期间，杰纳布河流量在数小时内从低于8000立方英尺/秒骤升至32000立方英尺/秒以上。这种剧烈波动足以摧毁下游农民的灌溉计划。巴方指控印度未按过去机制提前共享相关水文信息，直接威胁农民生计和粮食安全。

　　随着印度一系列工程计划与水资源调控措施逐渐浮出水面，水问题在印巴关系中的权重持续上升。6月9日，帕蒂尔将印度在水资源领域的强硬立场进一步公开化。他还强调，这是印度总理莫迪的“直接指示”。

　　两天后，巴基斯坦外交部门发出措辞严厉的警告。在例行记者会上，巴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任何蓄意阻断对巴基斯坦“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水资源的行为，都将带来“深远后果”。他同时警告称，此类行为可能构成极其严重的敌对举动，并触发巴方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行使自卫权。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峰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若从现有水利工程条件来看，印度“一滴水都不给”的宣言在技术上暂时难以实现。从最理想的状态看，完全截流西部河流也需5年以上。印度水利部长的表态更倾向于政治施压而非即时可操作的计划，意在迫使巴基斯坦在安全等议题上做出让步。

　　但问题恰恰在于，印度根本不需要等到工程完工。通过调控放水节奏、调整水库泄流时间、跨流域引水，印度完全可以实施一种“管理性断流”，让下游失去稳定可预期的供水。当巴基斯坦的水利计划和粮食产量全凭印度决定何时开闸时，这种威慑力，比实际断水更令下游窒息。

　　“印度可以让我们挨饿”

　　清晨，旁遮普省的农民阿里·海德尔·多加尔走到田边，像往常一样查看灌溉渠道中的水流。过去几十年，这些水从喜马拉雅山流下，经由印度河及其支流一路南下，跨越边界，支撑着他赖以生存的土地。但在当前紧张的政治氛围中，他第一次意识到，上游国家的一个政治决定，可能决定自己今年是否还能收获粮食。“印度可以让我们挨饿。”他说。

　　自《印度河用水条约》签署以来，印度河流域的水资源分配框架总体保持运行稳定。该条约在世界银行斡旋下达成，将东部三条河流分配给印度使用，而西部三条河流的主要水量则用于保障巴基斯坦农业灌溉。

　　事实上，巴基斯坦对印度河的依赖，早在《印度河用水条约》签署之前便已形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巴基斯坦约80%的农业用地依赖印度河流域灌溉系统，全国约90%以上农业产出来自灌溉农业。小麦、水稻、棉花和甘蔗等主要作物均高度依赖这一体系。

　　在一些巴基斯坦经济与农业研究者看来，巴基斯坦全国范围内最早受到冲击的可能是棉花产业。棉花被称为巴基斯坦的“白金”，不仅是重要农作物，也是纺织工业的核心原料。而纺织与服装产业长期贡献了巴基斯坦超过一半的出口收入，是其外汇体系的重要支柱。

　　这种依赖进一步嵌入巴基斯坦的经济结构之中。农业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并直接或间接影响超过半数人口的生计。同时，水力发电体系也深受影响。正因如此，《印度河用水条约》早已超越单纯的水资源分配协议。在巴基斯坦，它被视为维系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的重要制度基础。

　　在这一结构中，多加尔所生活的旁遮普省尤为关键。“旁遮普”一词源自波斯语，意为“五河之地”。这里是印度河流域冲积平原的核心区域，也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长期贡献全国绝大多数小麦、棉花和甘蔗产量，被视为国家“粮仓”。

　　然而，从殖民时期修建的运河灌溉系统，到今天覆盖广泛的印度河流域水利网络，旁遮普农业体系长期建立在水资源稳定可预期的基础之上。这也意味着，任何上游水资源政策的变化，都会率先在这片平原上被放大。

　　钱峰认为，如果断流发生，旁遮普省约30%的耕地可能被迫休耕，小麦年产量将从目前的2000多万吨大幅下降，甚至腰斩至1500万吨。在缺乏有效应急措施和国际援助的情况下，旁遮普省的农业生产可能在数月内出现“灾难性”萎缩，进而引发粮食短缺与社会动荡。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的相关分析指出，印度河水资源问题长期与印巴政治关系、安全困境及经济发展紧密交织，其影响早已超出农业领域本身。一旦农业用水持续承压，其影响可能沿产业链逐级传导：棉花减产将冲击纺织业，小麦减产可能推高食品价格，而农村收入下降则可能进一步加剧贫困与社会压力。

　　悬崖边上的“水和平”

　　1948年4月1日，距离印巴分治仅过去数月，一场围绕河流控制权的危机便骤然爆发。当时，位于印度境内菲罗兹普尔和马杜普尔的两处关键水利设施，一度停止向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运河系统供水。对于刚刚成立、农业高度依赖印度河灌溉的巴基斯坦而言，这场断水留下了深刻的战略记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印巴围绕印度河流域的长期谈判逐步展开，并最终推动后来被广泛视为“罕见制度性成果”的《印度河用水条约》的签署。

　　1960年，经过近十年的艰难谈判，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在卡拉奇签署《印度河用水条约》。条约将六条主要河流分为东西两组：东部的拉维河、比亚斯河和萨特莱杰河主要由印度使用；西部的印度河、杰赫勒姆河和杰纳布河的大部分水量保障巴基斯坦使用，同时允许印度在限定条件下进行农业和非消耗性水电开发。

　　此后65年，这份协议展现出罕见的韧性。即便在1965年和1971年印巴战争、1999年卡吉尔冲突以及多轮边境危机期间，水资源合作机制仍然基本维持运行。双方水利专员机制持续存在，水文数据交换并未中断。也正因此，《印度河用水条约》长期被国际水资源研究者视为全球最成功的跨境河流治理案例之一。

　　然而，进入21世纪后，支撑这场“水和平”的基础开始发生变化。

　　一方面，喜马拉雅地区冰川退缩、降水不稳定以及极端天气频率上升，使印度河流域的径流结构出现波动。多项气候研究指出，该区域已成为全球水文变化最显著的地区之一。对于建立在“历史水量相对稳定”假设之上的条约体系而言，这种变化意味着基础条件正在发生松动。

　　另一方面，政治安全局势骤然恶化，引发连锁效应。2025年帕哈尔加姆恐怖袭击事件，成为印度重新调整水资源政策的转折点。从宣布暂停执行《印度河用水条约》，到水资源部长帕蒂尔宣称“不会有一滴水流向巴基斯坦”，那些长期存在于战略层面的诉求，开始以越来越直接的方式进入现实政治。

　　在钱峰看来，印度借帕哈尔加姆恐怖袭击事件，将水资源问题与反恐安全议题直接捆绑，其深层动机更多源于国内政治与战略转型的需要。对莫迪政府而言，在常规军事手段难以对巴基斯坦形成压倒性优势的背景下，掌控印度河上游水源这一天然战略杠杆，成为性价比极高的选择。与此同时，在国内选举周期中，对巴展示强硬姿态，也是凝聚印度教民族主义选民的有效工具。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水”开始从长期的制度议题，转化为公开的政治与安全议题。在这一过程中，法律与制度层面的争议开始浮出水面。2025年6月，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裁定，《印度河用水条约》中没有任何条款允许任何一方单方面暂停或中止执行。条约仍然有效，争端解决程序仍然适用。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前政治学系主任希拉利指出，《印度河用水条约》并非一项可以被随意搁置的政治安排，而是历经战争、政治危机和长期敌对关系考验的国际协议。

　　不过，印度拒绝接受这一裁决。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斯瓦尔表示，印度不承认这个“非法组成”的仲裁庭及其任何裁决。2026年5月，该仲裁庭就相关水电项目的“最大蓄水量”等争议再次作出补充裁决。印度随后再次表示拒绝接受。

　　钱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以来，印巴两国水资源已从合作与共享的领域，转变为地缘博弈的工具。水资源“武器化”已成为印巴冲突的“新常态”，这不仅会激化印巴矛盾，也会挑战南亚脆弱的地区稳定格局。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2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昨日官方渠道披露行业成果印巴“水仗”升级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郑立颖

　　发于2026.6.22总第124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未来几年，不会有一滴水流向巴基斯坦。”6月9日晚，印度水利部长帕蒂尔在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的镜头前，用印地语强硬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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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多年前，印度和巴基斯坦曾试图用一纸《印度河用水条约》，将一条穿越战争与敌意的河流变成和平的例外，历经三次战争、多次核危机以及无数次边境冲突，始终未曾中断。如今，这条曾被视为“和平例外”的河流，正逐渐成为两个核武国家新的战略角力场。

　　从边境枪声到“水仗”

　　与过去数十年的印巴危机不同，这一次印度选择触碰双方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水。袭击发生次日，印度宣布将1960年签署的《印度河用水条约》置于“暂停状态”。印度政府表示，自条约签署以来，地区形势和安全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并指责巴基斯坦未能履行相关义务。与此同时，印度关闭主要陆路口岸、暂停向巴基斯坦公民发放签证、驱逐部分巴方外交人员，并降低双边外交关系级别。

　　巴基斯坦则采取对等外交措施，包括关闭领空、暂停双边贸易等。在随后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巴方警告，任何试图阻断或改变《印度河用水条约》框架下属于巴基斯坦水资源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战争行为”。

　　帕蒂尔的“断水”宣言并非心血来潮。它的直接导火索，是2025年4月22日发生在印控克什米尔帕哈尔加姆的枪击事件。

　　2025年5月，双方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5月7日凌晨，印度武装部队以“辛杜尔行动”为代号，对巴基斯坦境内多个目标发动导弹、空袭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随即反击，双方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及周边地区发生激烈交火。冲突持续约四天，根据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公布的数据，死亡人数累计接近70人。5月10日，在美国等多方外交斡旋下，双方宣布停火。这被广泛认为是两国自1999年卡吉尔冲突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对抗。

　　军事冲突逐渐平息，但水资源争端却被进一步推向前台。2025年8月15日，在德里红堡举行的独立日讲话中，莫迪再次强调：“血与水不能同时流淌。”他批评《印度河用水条约》长期以来“不公平”，认为印度河水系的水资源不应继续“滋养敌人的土地”。

　　事实上，“血与水不能同时流淌”并非莫迪第一次提出的政治口号。早在2016年乌里袭击事件后，他就曾以这句话表达印度对《印度河用水条约》的不满。

　　进入2026年，印度的水资源策略开始从政治表态转向具体工程措施。1月，印度在杰纳布河上的萨拉尔水电项目启动了清除淤积泥沙等维护工作。巴基斯坦方面则指责印度借此改变水流调控方式，并违反《印度河用水条约》的相关规定。

　　5月，印度国营国家水电公司发布招标文件，计划建设一条约8.7公里长的隧道，将杰纳布河上游钱德拉河的部分水量引入比亚斯河流域。巴基斯坦认为，这种跨流域调水计划违反了《印度河用水条约》。

　　印度在杰纳布河上游的调控方式让下游的巴基斯坦陷入恐慌。根据巴基斯坦水利电力发展局公布的数据，2026年5月期间，杰纳布河流量在数小时内从低于8000立方英尺/秒骤升至32000立方英尺/秒以上。这种剧烈波动足以摧毁下游农民的灌溉计划。巴方指控印度未按过去机制提前共享相关水文信息，直接威胁农民生计和粮食安全。

　　随着印度一系列工程计划与水资源调控措施逐渐浮出水面，水问题在印巴关系中的权重持续上升。6月9日，帕蒂尔将印度在水资源领域的强硬立场进一步公开化。他还强调，这是印度总理莫迪的“直接指示”。

　　两天后，巴基斯坦外交部门发出措辞严厉的警告。在例行记者会上，巴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任何蓄意阻断对巴基斯坦“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水资源的行为，都将带来“深远后果”。他同时警告称，此类行为可能构成极其严重的敌对举动，并触发巴方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行使自卫权。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峰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若从现有水利工程条件来看，印度“一滴水都不给”的宣言在技术上暂时难以实现。从最理想的状态看，完全截流西部河流也需5年以上。印度水利部长的表态更倾向于政治施压而非即时可操作的计划，意在迫使巴基斯坦在安全等议题上做出让步。

　　但问题恰恰在于，印度根本不需要等到工程完工。通过调控放水节奏、调整水库泄流时间、跨流域引水，印度完全可以实施一种“管理性断流”，让下游失去稳定可预期的供水。当巴基斯坦的水利计划和粮食产量全凭印度决定何时开闸时，这种威慑力，比实际断水更令下游窒息。

　　“印度可以让我们挨饿”

　　清晨，旁遮普省的农民阿里·海德尔·多加尔走到田边，像往常一样查看灌溉渠道中的水流。过去几十年，这些水从喜马拉雅山流下，经由印度河及其支流一路南下，跨越边界，支撑着他赖以生存的土地。但在当前紧张的政治氛围中，他第一次意识到，上游国家的一个政治决定，可能决定自己今年是否还能收获粮食。“印度可以让我们挨饿。”他说。

　　自《印度河用水条约》签署以来，印度河流域的水资源分配框架总体保持运行稳定。该条约在世界银行斡旋下达成，将东部三条河流分配给印度使用，而西部三条河流的主要水量则用于保障巴基斯坦农业灌溉。

　　事实上，巴基斯坦对印度河的依赖，早在《印度河用水条约》签署之前便已形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巴基斯坦约80%的农业用地依赖印度河流域灌溉系统，全国约90%以上农业产出来自灌溉农业。小麦、水稻、棉花和甘蔗等主要作物均高度依赖这一体系。

　　在一些巴基斯坦经济与农业研究者看来，巴基斯坦全国范围内最早受到冲击的可能是棉花产业。棉花被称为巴基斯坦的“白金”，不仅是重要农作物，也是纺织工业的核心原料。而纺织与服装产业长期贡献了巴基斯坦超过一半的出口收入，是其外汇体系的重要支柱。

　　这种依赖进一步嵌入巴基斯坦的经济结构之中。农业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并直接或间接影响超过半数人口的生计。同时，水力发电体系也深受影响。正因如此，《印度河用水条约》早已超越单纯的水资源分配协议。在巴基斯坦，它被视为维系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的重要制度基础。

　　在这一结构中，多加尔所生活的旁遮普省尤为关键。“旁遮普”一词源自波斯语，意为“五河之地”。这里是印度河流域冲积平原的核心区域，也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长期贡献全国绝大多数小麦、棉花和甘蔗产量，被视为国家“粮仓”。

　　然而，从殖民时期修建的运河灌溉系统，到今天覆盖广泛的印度河流域水利网络，旁遮普农业体系长期建立在水资源稳定可预期的基础之上。这也意味着，任何上游水资源政策的变化，都会率先在这片平原上被放大。

　　钱峰认为，如果断流发生，旁遮普省约30%的耕地可能被迫休耕，小麦年产量将从目前的2000多万吨大幅下降，甚至腰斩至1500万吨。在缺乏有效应急措施和国际援助的情况下，旁遮普省的农业生产可能在数月内出现“灾难性”萎缩，进而引发粮食短缺与社会动荡。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的相关分析指出，印度河水资源问题长期与印巴政治关系、安全困境及经济发展紧密交织，其影响早已超出农业领域本身。一旦农业用水持续承压，其影响可能沿产业链逐级传导：棉花减产将冲击纺织业，小麦减产可能推高食品价格，而农村收入下降则可能进一步加剧贫困与社会压力。

　　悬崖边上的“水和平”

　　1948年4月1日，距离印巴分治仅过去数月，一场围绕河流控制权的危机便骤然爆发。当时，位于印度境内菲罗兹普尔和马杜普尔的两处关键水利设施，一度停止向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运河系统供水。对于刚刚成立、农业高度依赖印度河灌溉的巴基斯坦而言，这场断水留下了深刻的战略记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印巴围绕印度河流域的长期谈判逐步展开，并最终推动后来被广泛视为“罕见制度性成果”的《印度河用水条约》的签署。

　　1960年，经过近十年的艰难谈判，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在卡拉奇签署《印度河用水条约》。条约将六条主要河流分为东西两组：东部的拉维河、比亚斯河和萨特莱杰河主要由印度使用；西部的印度河、杰赫勒姆河和杰纳布河的大部分水量保障巴基斯坦使用，同时允许印度在限定条件下进行农业和非消耗性水电开发。

　　此后65年，这份协议展现出罕见的韧性。即便在1965年和1971年印巴战争、1999年卡吉尔冲突以及多轮边境危机期间，水资源合作机制仍然基本维持运行。双方水利专员机制持续存在，水文数据交换并未中断。也正因此，《印度河用水条约》长期被国际水资源研究者视为全球最成功的跨境河流治理案例之一。

　　然而，进入21世纪后，支撑这场“水和平”的基础开始发生变化。

　　一方面，喜马拉雅地区冰川退缩、降水不稳定以及极端天气频率上升，使印度河流域的径流结构出现波动。多项气候研究指出，该区域已成为全球水文变化最显著的地区之一。对于建立在“历史水量相对稳定”假设之上的条约体系而言，这种变化意味着基础条件正在发生松动。

　　另一方面，政治安全局势骤然恶化，引发连锁效应。2025年帕哈尔加姆恐怖袭击事件，成为印度重新调整水资源政策的转折点。从宣布暂停执行《印度河用水条约》，到水资源部长帕蒂尔宣称“不会有一滴水流向巴基斯坦”，那些长期存在于战略层面的诉求，开始以越来越直接的方式进入现实政治。

　　在钱峰看来，印度借帕哈尔加姆恐怖袭击事件，将水资源问题与反恐安全议题直接捆绑，其深层动机更多源于国内政治与战略转型的需要。对莫迪政府而言，在常规军事手段难以对巴基斯坦形成压倒性优势的背景下，掌控印度河上游水源这一天然战略杠杆，成为性价比极高的选择。与此同时，在国内选举周期中，对巴展示强硬姿态，也是凝聚印度教民族主义选民的有效工具。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水”开始从长期的制度议题，转化为公开的政治与安全议题。在这一过程中，法律与制度层面的争议开始浮出水面。2025年6月，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裁定，《印度河用水条约》中没有任何条款允许任何一方单方面暂停或中止执行。条约仍然有效，争端解决程序仍然适用。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前政治学系主任希拉利指出，《印度河用水条约》并非一项可以被随意搁置的政治安排，而是历经战争、政治危机和长期敌对关系考验的国际协议。

　　不过，印度拒绝接受这一裁决。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斯瓦尔表示，印度不承认这个“非法组成”的仲裁庭及其任何裁决。2026年5月，该仲裁庭就相关水电项目的“最大蓄水量”等争议再次作出补充裁决。印度随后再次表示拒绝接受。

　　钱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以来，印巴两国水资源已从合作与共享的领域，转变为地缘博弈的工具。水资源“武器化”已成为印巴冲突的“新常态”，这不仅会激化印巴矛盾，也会挑战南亚脆弱的地区稳定格局。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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